海啸、战争、监狱等极端情况,应对办法是释放市场力量

21 11月
作者:Roy|分类:资讯
理查德·戴维斯行程16万公里,采访了500多人,细致地观察和研究了个人和经济体如何在重压下保持韧性,不仅得以生存下来,还能重塑并繁荣起来。

面对自然灾害、战争和牢狱之灾,人如何生存下去?这是电影编剧和小说家们喜欢的主题。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es)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也瞄准了人在这些极端状况下的生存选择。他行程16万公里,走访9个经济体,采访了500多人,细致地观察和研究了个人和经济体如何在重压下保持韧性,从而不仅得以生存下来,还能重塑并繁荣起来。

在亲身探访了海啸后的村庄、难民营、监狱等地后,这位英国央行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前英国财政大臣经济顾问及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细致入微地写下了这些地区和人群与压力抗衡的故事:

几乎被海啸摧毁的印度尼西亚特区亚齐,劫后余生的人在一片废墟中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家园;

约旦北部两个毗邻而建的难民营里,居住的都是叙利亚人,但其中一个商贸繁荣,生活丰富多彩,另一个却冷寂无聊,极端压抑;

美国最大的安哥拉监狱,犯人们在狱警的眼皮底下发展出规模庞大的地下商业,能干的囚犯能搞到包括烟草和毒品在内的各种商品,还能提供文身和理发这样的服务,监狱里甚至还开发出多种“平行货币”,用以购买物品、贿赂狱警;

而在刚果的金沙萨、英国的格拉斯哥、日本的秋田以及智利的圣地亚哥,当地人都在经历着自然资源枯竭、产业凋零、老龄化和社会极端不平等的考验……

几乎被海啸摧毁的印度尼西亚特区亚齐,劫后余生的人在一片废墟中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家园。   视觉中国图

大部分经济学家梦想找到一种能保证繁荣的普遍规律,理查德·戴维斯却专注于各种极端情况下经济体的运转情况。他的灵感源于凯恩斯1928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凯恩斯认为,要想预测未来,就要找到一个持续的趋势,并观察那些经历过这种趋势发展到极端的人的生活。戴维斯相信,那些经历过极端情况的人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他们已经到达的地方,正是人类未来可能过上的生活。

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冯毅是本书译者之一。当他从出版社拿到《极端经济》英文版时,就感到书中很多内容与当下中国的经济转型密切关联,比如工业衰退、自然资源开发过度,这些问题都能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找到对应。他开始着手翻译时正值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一度打乱了中国经济,这让他意识到“此书的意义已经不止于经济学,黑天鹅突然降临时,一个社会、一家公司如何保持韧性?这本书给了很多启发”。

充分自由的市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正是戴维斯走过9个极端之地后,寻找到的保持经济韧性的要诀。2004年被一场海啸冲毁的亚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戴维斯结识的餐厅老板苏尔杨迪很快在用浮木搭建的棚屋里重起炉灶,出售他拿手的烤鱼。咖啡厅老板萨努西对咖啡供应链了如指掌,只要一点点外来经济资助,他很快就能重整旗鼓。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资助,而是任其“野蛮生长”。“在知识、技能和努力的结合之下,很小的资金帮助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戴维斯写道。当然,他也看到亚齐那些原本处于经济底层的人,生活并没有因为灾后重建得到改善。虽然政府出钱为他们规划了新村庄,让他们从出租屋里搬了出来,但他们依然从事低端的工作,需要每天从山上的村庄走到山下上班,村里的市场也依然苍凉破败,毫无人气。戴维斯指出:“人力资本是有弹性的,这意味着经济比我们想象的更容易重建,但其中的分化却难以改变。”

在约旦北部的扎塔里难民营,走私成了经济的引擎。联合国官员不让难民们使用现金,只给他们每人配备一种电子卡,购买每一类物品都有限额。这让难民们的购物很不自由,他们买不到真正想要的商品,而且要承担远高于外界的价格。后来,通过走私,那里发展出一个巨大的自由市场,催生出两条商业街,供应各类咖啡、理发、婚纱租赁、沙拉三明治,还有衣服、电视、自行车。人们过上了和在家乡差不多的生活。扎塔里的“企业”很多,就业率达到65%,比法国还高。但是官方对这个依靠走私繁荣起来的地方很不满意,于是建了一个孪生兄弟般的难民营——阿兹拉克。这个营地是按照严格的设计建造的,规划非常严格,以至于市场的力量被完全挤出去了。阿兹拉克的就业率只有9%,而且从事的是官方提供的有偿志愿者服务。所有适龄劳动人口都无所事事。戴维斯遇到的一些难民对他说,他们宁愿面对战争,都不愿生活在阿兹拉克,因为它更像是一个开放的监狱。耐人寻味的是,如果仅看官方数字,这两个难民营的生活大同小异,甚至仅从外观看,阿兹拉克还更规整、更干净。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情况令戴维斯担忧。经历了经济奇迹之后的圣地亚哥虽然物质相对充裕,但社会资本极度匮乏,这缘于当地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购物、教育、住房、公共设施,等等。穷人区和富人区的房子是按照海拔高度分布的,穷人住在低洼地带,富人居住在高处;孩子们的读书成绩分布,遵循的也是同样的规律,只要知道一个孩子住在哪里,几乎就能预测他的成绩;一些公共设施,比如图书馆和公园,也被人用财富等级分割开来,更不要说共享汽车、体重秤这样的公共品了。戴维斯认为,社群之间的鸿沟削减了社会凝聚力,导致人们无法将各种资源捆绑起来,加以综合利用。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的社会,一旦面临灾祸,将是不堪一击的。戴维斯还警示人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恰恰是很多新兴国家正在走的道路。

《极端经济》英文版是去年出版的,获得了2019年度英国《金融时报》和麦肯锡年度商业书籍奖,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也大加推荐——罗默的主要贡献正是将人力资本和新思想放入了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此提醒人们,人口和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推荐语中,罗默写道:

“当方程与数据相互作用时,经济不会发生变化。经济是人们——真实的人,有名字的人——相互作用的结果。”

对话冯毅:应对极端状况的好办法是让人们自己想办法,释放市场内部力量

第一财经:“社会资本”是《极端经济》强调的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你的观察中,中国的现实有什么对应的案例?

冯毅:疫情开始以后,直播带货、网络会议等开始变得非常火。这其实就是民间自发产生的一种办法。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口罩。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是口罩最紧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没口罩。如果按照官方渠道,去药店买,相当麻烦,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也买不到多少。但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这就是社会资本,或者说,非正式网络在起作用了。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途径解决了口罩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放、管、服”,就是释放民间市场,让民间有更多力量。做到“有限政府、有为市场”,其实就是让人们自己想办法,释放市场内部的力量。

第一财经:戴维斯笔下的安哥拉监狱,犯人们用烟草、核桃糖和一种类似于绿点卡的东西作为“平行货币”,用以兑换商品。这有点像从前义乌地区的“鸡毛换糖”。在改革开放40年以后的今天,中国的市场环境远比当年有活力,各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非正式网络在当下又有何作为呢?

冯毅:安哥拉监狱经济运作的情况的确和“鸡毛换糖”类似,其实就是一个地下市场,最终带动了经济发展,促进生活正常化。这个情况其实也和前几年的网约车很相似。网约车本身也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变革,是基于人们生活的需求自发组织起来的。网约车平台整合的是社会资本,经历的成长过程也相当复杂,曾经一度被很多地方反对、封杀。但它最终还是生存下来了。

这两年,我们的社会宽容很多,所以创新的商业模式也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这些新兴产业养活了很多人,是民间形成的互助网络,让草根民众有了更多生活空间。

第一财经:浙商在历史上一直是实力和凝聚力都很强的团体,他们之间的互助借贷网络也很强。作为浙商资产研究院副院长,你是如何看待这种借贷网络的?

冯毅:借贷网络很强,这有好处也有坏处。中国两个地方的商人相互之间信任感很强,一个是温州,一个是潮汕,需要钱,甚至也不打欠条,说一声,钱就到位了。这两个地方都是宗族观念很强,相互之间沾亲带故,所以赖账的成本会很高,因为一次失信就可能名誉扫地,以后再也不能在本土商圈混了。不利之处就是,他们的借贷关系就像蜘蛛网一样,相互担保,一旦有企业倒闭,影响的可能是五六家企业。前些年在温州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倒了一批企业。

《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

[英]理查德·戴维斯著

中信出版社 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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